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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 | 宝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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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语：成都农商行要么在王忠钦带领下完成脱胎换骨，要么在历史包袱与监管风暴中黯然退场。而这场资本市场的生死博弈，或许将在未来半年内迎来终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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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农村商业银行(以下简称“成都农商行”)的上市梦，正被历史遗留问题和频发的行政处罚撕开裂痕。这家总资产突破8300亿元的“西南金融巨兽”，在冲刺A股IPO的道路上，却因资产权属瑕疵、未决法律纠纷等“致命伤”陷入泥潭。2025年一季度，该行被监管机构开出360万元罚单，叠加此前1130万元的巨额处罚，累计逾2000万元的罚金背后，是内部控制缺陷与合规风险的集中爆发。而接棒“80后”新行长王忠钦能否扭转颓势，成为这场资本博弈的胜负手。
历史包袱：资产瑕疵与法律纠纷的“地雷阵”
成都农商行的“原罪”早已埋下。根据中信建投证券2025年3月披露的第九期辅导报告，该行仍存在资产权属瑕疵、未处置抵债资产、未决法律纠纷等五大核心问题。其中，资产权属瑕疵尤为刺眼——因历史原因，部分自有房产仅有房屋或土地权属证书，导致法律效力存疑。尽管中介机构持续推动整改，但截至2025年3月，瑕疵资产宗数及面积虽有所下降，却仍未完全消除。这种“半截产权”的隐患，不仅威胁银行资产安全，更成为IPO审核中的致命硬伤。
更令人不安的是，该行未决法律纠纷数量持续增长。报告显示，信贷业务中因借款人违约、第三方索赔引发的诉讼案件频发，尽管单笔纠纷金额不大，但累积效应已形成系统性风险。例如，2024年7月，成都农商行青白江支行因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审查失职被罚40万元，而类似问题在金泉支行、金堂支行同样存在。这些案件暴露出该行在贷前审查、贷后管理中的严重漏洞，也揭示了其风控体系的脆弱性。
行政处罚：合规黑洞拖累上市进程
成都农商行的“合规危机”已非一日之寒。2021年12月，该行曾因16项违规行为被一次性罚款1130万元，10名高管被警告或终身禁业。短短三年后，2024年7月，该行再度因对公贷款审查不尽职、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审查失职等问题被罚360万元，7名责任人合计被罚款40.5万元。两次处罚间隔仅3年，却暴露出该行内控整改的虚假性——问题非但未解决，反而在监管眼皮底下反复发生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行政处罚的“连环炸”直接冲击IPO进程。根据中信证券最新辅导报告，成都农商行仍存在“重大违法违规情形未整改完毕”的风险提示。而同期，全国银行IPO市场已陷入“冰封”：自2022年兰州银行上市后，无一银行成功登陆A股，安徽马鞍山农商行、广州银行等十余家银行撤回申请或终止审查。成都农商行若无法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合规问题，恐将成为下一个“折戟者”。
新行长王忠钦：年轻光环能否掩盖经验短板？
2024年5月，成都农商行迎来“80后”新行长王忠钦。这位曾在成都银行任职多年、熟悉监管政策的“少壮派”，被寄予厚望。然而，履新一年来，其改革举措并未缓解外界质疑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该行单月关闭23家网点，五年内累计裁撤57家分支机构，这种“断臂求生”的激进策略，虽能短期降本增效，却可能削弱基层风控能力，甚至加剧客户流失风险。
王忠钦的“数字化转型”口号同样难掩现实困境。尽管该行通过整合县域网点、优化线上审批流程等手段提升效率，但其营收结构仍高度依赖利息收入——2023年利息净收入贡献82%的营收，非利息收入占比不足20%。这种“单打独斗”的商业模式，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，终将遭遇天花板。更讽刺的是，2024年一季度，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骤降至0.46%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国资股东关联交易：隐形风险的“定时炸弹”
成都农商行的股权结构同样暗藏玄机。截至2024年3月，成都市属国企合计持股80.94%，其中兴城投资集团持股35%，武侯产投、高新投资集团分别持股10.5%和10%。这种“一股独大”的格局，使关联交易风险成为悬顶之剑。数据显示，该行对关联方授信余额高达219.21亿元，占资本净额的27.4%，远超监管规定的15%上限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成都兴城集团在该行的授信额度从2023年3月的145.92亿元增至2024年3月的127.23亿元，虽绝对值下降，但占资本净额比例仍达15.43%，逼近监管红线。
这种“左手倒右手”的操作模式，不仅扭曲信贷资源配置，更可能引发道德风险。一旦城投平台债务链出现断裂，成都农商行将面临巨额坏账压力。而作为地方国资控股银行，其风险最终或将由地方财政兜底，形成“隐性担保”的恶性循环。
破局之路：时间窗口正在关闭
成都农商行的IPO之路，已进入倒计时。根据中信证券辅导计划，该行本应在2024年5月完成辅导工作，但因合规问题频发，进程被迫延期。如今，2025年4月，该行仍未提交招股书，而同期排队的7家银行中已有3家撤回申请。留给成都农商行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收窄。
要打破僵局，必须直面三大核心挑战：一是彻底清理资产权属瑕疵，确保所有房产具备完整法律文件；二是重构内控体系，杜绝“边整改边违规”的怪圈；三是优化股权结构，降低关联交易风险。王忠钦能否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这些“不可能的任务”，将决定该行命运。
成都农商行的困境，是中国银行业转型阵痛的缩影。在监管趋严、利率下行、竞争加剧的多重压力下，任何一家银行都难以独善其身。然而，成都农商行的特殊性在于——它既是地方经济的“输血泵”，也是国资改革的“试验田”。其上市成败，不仅关乎自身利益，更牵动成都乃至西南地区的金融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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